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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于学军
前 言
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人口学家若林敬子在评论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时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宏伟实验。如果这种尝试取得持续的效果，世界人口状况将会被改变”。
的确，在过去的50年，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对人口过快增长问题的认识，从分歧到逐渐统一；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从实践摸索到逐步完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大肆攻击到逐渐理解和赞赏的转变过程。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伴随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两个转变”，以及“三为主”的落实和“三结合”的推广，在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
尽管经过众多学者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也经过了世界人口发展历程的验证，但人口转变论自本世纪初诞生以来一直有争议。人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人口转变论是不是一个理论？人口转变有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如何界定和划分不同的阶段？尽管在以后的研究中引入了诸如生育率转变和生育率革命（如依斯特林1985年的《生育率革命》）等概念，试图扩展和完善人口转变理论，“但无论如何，人口转变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至今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人口历史变化的经典理论”（陈卫，黄小燕，1999）。而且，人口转变的“三段论”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本文将概要地回顾和分析中国人口转变的历程，重点论述和说明经过90年代近10年的考验，中国人口确实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从而进入了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the Post-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在世纪之交，中国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并非一家之言。尽管这一转变还不成熟，还有人为的因素，但至少从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和估算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时期。用“后人口转变时期”一词描述中国今后的人口，特别是生育态势或许词不达意，甚至是谬论，但如何评估和描述今后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呢？“后人口转变”并非笔者标新立异，其实早有先者引用（如邬沧萍，穆光宗，1995年）。本文之所以使用“后人口转变”为题，旨在号召人们尽快跳出人口数量多少和生育水平高低的狭隘视野，更多地关注今后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以及与人口相关的人口质量、结构、分布和开发问题。同时，利用中国人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时机，探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尽的内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
1．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早、密、多”
50年代初，由于多年战乱后社会转入安定，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加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人口过剩”“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念影响下，50年代初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鼓励生育的态度。因而人口出生率上升，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因特殊困难而使人口经历了3年的高死亡低出生的时期，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均曾降到罕见的低水平，但那并非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而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到1962年就出现了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全国第二次生育高峰。
从50年代后期起，虽然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人口的压力和负担，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进行人口控制的倡议，中央政府也允许有条件的人工流产和使用避孕药具，但这时候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也未能形成政府的一贯指导思想。此后是10年“文化大革命”冲击，也就谈不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了。这一时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尚在酝酿、讨论和形成之中，人口增长的总体特征是“早、密、多”，自然增长速度达到了近半个世纪的最高峰。到60年代末期，全国总人口已突破８亿，比建国初期净增大约3亿人口。
从50年代和60年代历年的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来看，除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补偿性高生育期外，1949－1970年我国女性人口的生育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总和生育率基本在6左右，接近无节制生育状态。而同期内人口死亡率则持续下降，从1949年的20‰降到1970年的7‰，导致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上升。1949－1970年期间，除个别特殊年份外，我国年人口出生率多在30‰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
2．70年代：有计划的“晚、稀、少”
建国20年人口净增了3亿多，特别是两次人口出生高峰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规模如此之大、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的人口，中国政府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下决心开展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1971年，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正式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同年还举办了十三省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总结典型经验。1973年8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地方也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同时，进一步提出“晚、稀、少”的概念。
这些政策上的措施，加之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的“赤脚医生”队伍在避孕、节育的宣传及服务，使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从7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下降。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人口生育率过高不仅为中国政府所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多对家庭特别是对妇女，也存在压力。随着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的改善，职业妇女人数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夫妇不希望要过多的子女。
“晚、稀、少”的生育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一开始就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但“晚、稀、少”的生育准则却在70年代的生育人群中，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例如，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降到1980年的18．21‰。以总和生育率来衡量，1970年为5．81，到1979年则降为2．75。
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和发展规划，提交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并纳入了国家计划。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制定了有关的法规，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为育龄夫妇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社会性服务。与此同时，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普查和调查提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分析研究的详细数据和资料，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3．80年代：蓄势待发，起飞前的徘徊
继70年代实行“晚、稀、少”政策之后，80年代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其中两个重要事件可作为两个时期的起点。首先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接着是1984年4月中，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中央7号文件），在强调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的同时，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两次政策上的调整和完善所引起的生育波动及其他人口学后果已经为确凿的统计分析结果所证实，更主要的是，它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提示人们：人口再生产具有自身特点，对人口再生产的干预要瞻前顾后，谨慎从事。
无论从计划生育政策内容，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看，80年代均较比70年代更严格，更强化。然而全国平均生育水平并未产生如70年代那样的大幅度下降。在这10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因年龄构成的影响在波动中稍有回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则在波动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87年出现两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总和生育率从1980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在生育水平的宏观变化趋势上，80年代与70年代截然不同。7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单调大幅度下降，80年代则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但就是跨越不了更替水平这一“瓶颈”。这种变化过程体现了某种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内在潜力与外部环境的反映。与8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优势条件有：
（１）起始生育水平高，下降幅度大；
（２）在当时的育龄人口中，年龄稍大些育龄妇女已经有了2－3个，甚至4－5个孩子，再生一个的愿望并不强烈；
（３）由早婚早育向晚婚晚育的过渡期中，生育人数相对减少；
（４）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婴儿死亡率的急速下降为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先决外部条件。
80年代的情况则有了新变化。首先是生育水平起点低，1980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24，已经接近了更替水平2.1。再要进一步降低，意味着许多人要忍痛割爱，做出牺牲。其次，经过10年的推移，原来已经生育四、五个孩子甚至五、六个孩子的妇女大多已退出生育期，而十几个尚未生育或仅生育1孩的妇女群体加入了80年代的育龄人口。1980年11月，新婚姻法的颁布使事实上的婚育年龄提前，从而导致一孩生育堆积。这些因素甚至影响到整个80年代中国妇女的生育状况，从而使生育水平徘徊波动。尽管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没能收到如70年代那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效果，但计划生育工作成效仍功不可没。最大的成绩就是使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稳定和完善，为90年代中国人口转变历史性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不能因为80年代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徘徊而否定计划生育工作的成绩。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生育水平受政策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力随生育水平的下降而递减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而且，生育水平不可能永远保持如70年代那样高的下降速度，果真如此，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就达到0了。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历程也告诉我们，在生育率由高水平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时，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相对稳定或波动时期，这是一种普遍规律。比如日本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953年降到了3.0以下，1960年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2.0，而后又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经过10多年的徘徊，终于在1975年再次降到2.0以下，并于1977年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1.80。
4．90年代：人口发展实现飞跃，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传统的人口转变的“三阶段”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否实现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要看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高低和状态。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早在1965年降到了10‰以下后一直比较稳定，而平均预期寿命早在80年代初就达到了68岁，90年代初达到了70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因此，考察我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了第三阶段，应主要看生育水平的高低和状态稳定与否。我们之所以说90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从而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是因为9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4.1.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是生育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何时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孩子质量是高还是低、孩子是男还是女并非总是与生育意愿相符。也就是说，在生育决策过程中，不仅仅有生育意愿在发生作用，而且还有其它诸如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生理、心理等复杂因素在同时发生作用。但无论如何，生育意愿反映的是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时间、数量、质量和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
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前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数为2个以上，而且最好为一男一女。依中国国情而言，人们的这种生育意愿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因为即使在日本和台湾这样社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期望的子女数也在两个以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落后”或“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传统”。
进入90年代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2.0以下。在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尚未发现平均生育意愿子女数超过更替水平（即2.1左右）的结果。从以下两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
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
表1：几种生育水平对比
年份 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 抽样调查中妇女意愿的生育水平 实际的生育水平
1991年 1．6左右 1．82左右 2．03左右
1997年 1．6左右 1．73左右 1．82左右
表1显示，尽管广大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与政府要求的政策生育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从整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看，人们意愿的生育水平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与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在逐渐接近。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实际生育水平，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育龄妇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育龄妇女并没有完全掌握自主的生育权利。帮助广大的育龄妇女实现避孕节育选择的权利，避免非意愿生育既是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宗旨，也是中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和优质服务的重点。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多次抽样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比上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有所下降，而且对于生育子女的预期数量和性别选择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这或许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生育水平
尽管人们对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前生育水平的估计存在一些争论，比如马赢通等人（1989年，1993年）认为，生育率反弹是我国80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但是，由于8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生育节育调查，包括1982年千分之一生育调查、1988年千分之二生育节育调查等，数据相当丰富，而且各个调查数据之间的差异基本都可以解释。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把中国人口生育研究带向一个新的高潮。1990年前的争论只是在丰富且基本可信数据的基础上观点和角度的差异，而对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989年总和生育率2.31的结果大家基本认可。
但是，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却是令人困惑和烦恼的问题。问题首先出在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该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大大低于总和生育率为2.1的替代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总和生育率2.31，而1991年突然暴跌到1.65左右，两年间下降了0.66，这一出人意料的变化自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议论和猜测。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进一步的下降是比较困难。而在两年间下降了0.66，令人怀疑。于是，人们自然想到出生数据漏报和瞒报是对总和生育率低估的原因。曾毅（1995年）在人口因素分解法分析的基础上认为，1991-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并不象38万人调查所报告的那样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而大致在2.1左右。与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比，1991年的总和生育率确有下降。下降幅度的三分之一左右是由于初婚年龄上升造成的，三分之二是由已婚妇女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其他一些学者基本赞同曾毅的分析，认为总和生育率不可能在短期内下降幅度如此之大（如于学军，1995年）。
人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也没有其他可信的数据来源，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6，甚至比政策生育率还低0.2，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直到今天，没有学者肯使用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90年代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人们还在探讨。
纵观1990年以来的所有人口调查，还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简称“四普”）数据为最全面最可靠。虽然也有人从局部或个别漏报和错报现象对四普数据的准确性提出置疑，但这并未妨碍它仍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普查之一，也是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最丰富、最准确的人口数据来源。
为了确定1990年到现在的人口状态，于学军和杨书章（1999年）参考近年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信息，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人口数据，采用人口预测模型，把1990年以后各年作为1990年的“未来”近行模拟估算，得出以下结论。
2. 表2：不同机构对中国1991━1998 生育水平的估计
年份 于学军和杨书章的估计 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估计 亚太经社会的估计
1991 2.03 2．2 2．2
1992 1.82 1．9 2．2
1993 1.81 2．0 2．0
1994 1.81 1．9 1．9
1995 1.78 1．8 1．8
1996 1.80 1．8 1．8
1997 1.82 1．8 1．8
1998 1.85 1．8 1．8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的估计来自《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PRB,
1991-1999；亚太经社会的估计来自《ESCAP population Data Sheet》,
ESCAP, 1991-1999。
上表显示，我们估计的结果与国际权威机构的判断基本一致。基本结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2.1）。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更替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人口实现零增长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总和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无论如何人口将继续增长；而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经过若干年份的调整后（指人口惯性的逐渐减弱），人口即可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人口惯性，而非高生育水平。相应地，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工作重心是如何稳定已经取得的低生育水平，直到人口增长的惯性消失，最后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
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接近更替水平。经过十年的徘徊，终于自90年代初开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10年来持续稳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在人口转变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人口转变的转折点，标志着人口转变的一次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口发展在世纪之交成功地跨越了更替水平这一“瓶颈”，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而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
人口转变历史性飞跃的原因
4．3．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1990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人口规划的方案，并由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获得通过。方案明确提出在90年代的十年间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平均12.5‰以内，从而确定了90年代控制人口增长的奋斗目标。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决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控制人口增长处在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对计划生育工作作出的重要决策，是9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根本性指导文件，是统一思想的强大武器。
1991年4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此后，连续九年，每年一次，而且内容不断扩大，从计划生育拓宽到了资源和环境。特别是1999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所在。
1991年，中组部、人事部《关于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一项重要内容的通知》发布以后，计划生育工作舆论明显增加，力度明显进一步加大。
这样，从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就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为90年代实现人口转变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3．2．“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
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20多年的不断探索，90年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路线，即“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既要抓紧，又要抓好。
坚持“三不变”，即坚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
落实“三为主”，即以思想教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避孕为主。
推广“三结合”，即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单纯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工作机制转变。
达到“一个目标”，即达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良性循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三三二一”模式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丰富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结晶，是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必由之路。“三三三二一”工作模式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接受，逐渐变成指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4．3．3． 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们多生的动力
生育水平的下降和稳定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教育程度的提高。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发展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结束了我国理论界多年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争论，它是对传统体制的变革，而不是修补。它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机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挑战，但是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人们有了更多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流动意识、时间意识和选择意识，等等。在生育的问题上，人们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可以说，在影响生育水平的两大重要因素中，即计划生育政策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作用，后者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
此外，90年代召开的巴西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研究的进步和计划生育科研的发展，也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90年代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约束机制和诱导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完善，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并持续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连同中国人口稳定的低死亡水平和较高的平均预期寿命，我们有理由说，中国人口在90年代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开始进入低生育时期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
结束语：没有终结的转变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经历了50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最终于在世纪之交实现了人口转变的历史性飞跃。
尽管我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展望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将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和隐蔽化。展望下世纪，我们不但要面对人口数量的高峰，同时要独生子女问题、劳动人口就业问题、老年人口问题等多重挑战。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解决21世纪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成功与否，不但对本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和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应该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21世纪人口问题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继续坚持“三为主”，推广“三结合”，努力贯彻落实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宗旨和精神，为实现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创辉煌，为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们愿用现任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瑟夫•项密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全球人口在同一列车上，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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